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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

因拆迁、信访而涉敲诈勒索罪的辩护词

导读:本案是一起因拆迁、信访而起的敲诈勒索案,与其说被告人具有犯罪的故意,不如说这是一起钓鱼式执法,本案辩护人及家属作了工种的努力,但是依然在法庭上没能获得无罪释放,被告人和家属至今在持续申诉中。

以下是一审辩护意见。


何错之有?——薛**、段%%涉嫌敲诈勒索案

辩护词

 

目录

一、刑法的任务是通过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保护法益,一旦降低入罪标准,将导致社会秩序崩塌  P6

二、本案应正确理解“行使权利”与“敲诈勒索罪”之间的区别  P10

三、被告人主张权益合法的来源  P14

四、除应当补偿安置外,受害单位与被告人之间,还存在事先的自愿给付关系  P27

五、受害单位同意给予解决安置房,是正常情况下形成的决策,因无适合房源,临时变更为给付“安置房购房款”,自愿给付财物的意思表示没有发生变化  P33

六、被告人主观上无犯罪的故意,在特定的时间频繁以信访方式维权,与暴力强拆事实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确实无房可住的生存状况有关  P38

七、被告人段%%、薛**不存在威胁、胁迫等恶害行为

八、报案人吕林有故意陷害的嫌疑  P41

九、薛**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  P42

十、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中最不应该缺失的正义  P44

 

正文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1]之规定,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的李国蓓律师、许益萍律师(实习)接受本案被告人薛**的委托,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参加本案的审理。

辩护人从侦查阶段开始介入,多次会见被告人,对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对于这样一个因主张居住权而引发的纠纷,最终走上法庭,两被告人一直被羁押到现在,而且后面可能还要面临为伸冤而产生的后续羁押,辩护人心情十分沉重。

  在2019年8月6日的庭审辩论阶段,公诉人提到“贪念”一词,辩护人颇为震惊,直立猿人向人类文明的发展始于择洞而居,住,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两被告人自2018年3月30日租住的郑庄社区公寓楼被强拆,带着9岁的儿子,暂住在郑佛路汽修厂院内的一个集装箱里,面积不足4平方米,一家三口生活状况十分窘迫,被告人急切地向政府提出信访诉求,解决的是实际生存需求的问题,虽然言行上有所急躁,但尚在情理之中,法理之内。

公诉人代表受害单位反驳,强拆的房子不是两被告人所有,社区拆除自己的房子,两被告人无处居住,不是社区的责任,而且社区提供了过渡期租赁住房,是被告人自己不去住。

这里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下这个错误观点,本案起因是建立在政府两次拆迁导致的被告人自有房屋和租住房屋灭失、财产损坏丢失的大背景下,如果说不考虑**利星建筑有限公司寄来《通知》中歪曲事实的蛮横措辞,被告人主动搬进告知“存在物品”的达和达城小区101号,是不是意味着被告人接受了移交的物品,放弃了对丢失财产主张赔偿的权利?而且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达和达城小区101号是提供给二被告人安身居住的租赁房屋,该房屋的产权人是谁、租赁合同、转租给被告人什么价款,期限等等全无,反过来讲,如果这个达和达城小区101号是提供的过渡期安置房屋,九水街道办事处的相关领导又为什么多次上门找薛**提出解决居住的问题?

强拆后,被告人无处安身、情感遭受打击住院近一周的时间是客观事实,基于现状被告人产生强烈的维权愿望,与敲诈勒索犯罪所应当具有的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

国家、政府,当然也包括落实政府民生责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郑庄社区,承载着对政治、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社会职能,保障公民的适足居住权是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基本法——《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公民的适足居住权成为《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一项基本人权,中国是该宣言的主要起草国。2018年12月10日,习近平同志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讲话,也重申了这一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此外,公民的适足居住权也被写入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多份国际公约和宣言,中国是缔约国之一。[2]

所以,妥善解决拆迁居民的安置问题,不是一个个案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保障公民适足居住权的民生问题。我们看到自1949年共产党建国以来,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现在称为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以及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规范正在逐步完善,辩护人对法律、行政法规层面的规范不一一列举,仅就##市而言,2007年拆迁时包括城市土地和集体土地,所依据的政府规章已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3]《##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规定》(2002年8月1日实施)[4],并非无法可依。

据检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2007年郑庄128号房屋拆迁,《郑庄社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三条:…被拆迁人指上述住宅永恒合法所有人。第十六条: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规定》……执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辩护人自不必赘述,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规范性文件,无一例外,2007年持有崂集建(91)字第59219号和青房地权市字第96955号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被告人段%%,是法律意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也不管当时李沧区的行政建制是郑庄村还是郑庄社区,段%%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被拆迁人,都是##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所确定的拆迁法律关系中的主体。

2018年3月30日,郑庄社区对段%%租住的郑庄社区公寓楼拆除,《##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7修正) 第二十五条[5]第一款分别列举了三种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在拆迁中应当享有的权利,段%%作为2007年拆迁过渡期被安置在公寓楼的承租人,合法入住公寓楼时间长达10年之久,郑庄社区因2018年拆迁不能与段%%达成一致意见,显然也不能不顾段%%一家的事实居住问题,以公寓楼是自己的产权,一拆了知。

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每一位面临拆迁的人民群众,拆迁的目的只能是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绝不可能是让人民群众从一个有房可居的状态,退回到露宿街头,民不聊生。

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住房安全有保障”也是现时期“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奋斗目标。[6]

本案两被告人的居住状况和生存状况,不仅没有因为拆迁改善,反而严重恶化了。他们为了能有地方居住,去信访,仅仅是因为信访,双双被关进看守所。其实,他们无非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小家,然而这一愿望却在我们这个美好而伟大的复兴时代,遭遇了当头一棒,买房子的钱有了,自由没了!

辩护人对事件的感慨,既来自庭前对检方起诉书、卷宗材料的反复研究,对事件的调查、分析和辩方对证据的搜集整理,也来自两被告人因此事依然被羁押的现状,通过庭审,辩护人更加确信,被告人符合《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除庭审辩论时针对检方的指控辩驳外,完善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刑法的任务是通过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保护法益,一旦降低入罪标准,将导致社会秩序崩塌。

根据《刑法》第274条[7]之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的客观情况决定,被告人通过信访的方式主张权利,不论受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郑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吕林,在职务上感受到多么大的压力,内心是多么惧怕被告人信访投诉自己的违法行为,均不能将信访人的信访行为,视为向受害单位实施违法犯罪的手段,否则,公民就丧失了这一由国务院行政法规第431号《信访条例》所赋予的法定权利。

对于信访行为以外的违法犯罪行为,例如公安部公通字(2013)25号《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所列举之行为[8],段%%、薛**也并不存在“以制造社会影响、采取极端闹访行为、持续缠访闹访等威胁、要挟手段来实施敲诈勒索”,据检方补充侦查证据《关于交办段%%信访事项化解稳定工作的函》显示,“段%%在2018年4月9日前已经多次到李沧区上访,反映郑佛路17号1号楼303住房拆除有关问题”,而彼时房屋已经被拆除,居住问题仍没有解决,段%%对政府拆迁的补偿和安置有意见,多次向李沧区提出信访诉求,显然具有信访目的的正当性和紧迫性。

根据信访条例之规定,设置信访制度是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公民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由行政机关依法处理的活动,行政机关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根据检方证据材料显示,郑佛路17号1号楼303住房拆除前,2017年8月3日,段%%曾经向九水街道办事处提出过“解决住房问题或社区批建土地自建房屋”的信访诉求,不仅被拒绝,而且2018年3月30日公寓楼灭失后,段%%一家已经无处安身,基于新的事实,对九水街道的处理不满,转向其上级李沧区政府信访办提出信访诉求,也是正当的。

而据检方补充侦查证据《九水街道关于段%%信访情况汇报》的内容显示,截至2018年4月27日,九水街道和郑庄社区并未就段%%因被强制腾退而产生的物品破损等情况进行处理,这还仅是九水街道向上级汇报的一面之词,里面所提到的“段%%已拿到所租赁房屋的钥匙”,辩护人在询问证人吕林时,吕林称“是社区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租赁的房子,记不清楚了。”而在这份《情况汇报》里,既没有提供《租赁协议》,也没有写明租赁房屋地址和产权人是谁。

辩护人提交的《青岛利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8年3月31日,即3月30日实施强拆后,出具的通知显示:“段%%:……已将你非法占有的房间内的物品存放至##市李沧区宾川路和达和城小区3号楼1单元101户”,显然告知段%%“和达和城小区”这套房子是给他“安置居住”和告知他“存放物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如果段%%没有任何手续搬进去,就等同于认可了对公寓楼非法占有的定性,而实际上,段%%是合法租住在公寓楼,而且已经达10年之久,这是任何权利人都不能接受的污蔑性措辞。

2018年4月27日,九水街道向上级汇报的情况明显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不仅如此,九水街道也没有就是否“提供租赁住房”一事向段%%进行释明并出具书面答复意见,以明确段%%租赁居住的权利,相继,李沧区政府信访办也没有出具答复意见。

从2018年3月30日强拆迁至2018年4月27日,近一个月的时间,段%%一家三口还居住在不足4平方米的集装箱里,进门就是一张床,放不下其他物品,夫妻俩与儿子睡上下铺,持续到5月中旬,焦急的段%%上访的理由只能是督促下级信访部门出具答复意见,这一要求在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中也多次显示,并非被告人无理纠缠。

击鼓鸣冤、向行政官申诉的制度自古有之,现行《信访条例》自2005年实施至今,信访申诉一直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信访人依据《信访条例》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求,一般主要解决依法行政的问题,涉法涉诉问题在处理中予以分流,由有权行政机关告之信访人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向信访部门提出信访诉求有法可依,不能以信访人提出的信访诉求是否合理,来否定公民有提出信访的权利。

古语有云:刑乱国,用重典。我们国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国富民强、众安道泰之时,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当中,刑事手段只能用来惩治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将公民提出信访的行为一旦刑事化处理,必然导致信访渠道被堵死,聚积的民怨无处泄洪,高压的戾气相反会助增社会的不稳定性。

本案涉及一个最基础的民生问题——住房保障,两被告人与郑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前身是郑庄村民委员会)之间具有补偿安置、损害赔偿的争议,民事纠纷悬而未决,信访过程中又涉及政府工作人员居间化解矛盾、引导合理诉求方向等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到位的问题,法律关系十分复杂,更应当慎用刑事手段来处理因信访问题而引发的纠纷。

二、本案应正确理解“行使权利”与“敲诈勒索罪”之间的区别

合理行使权利与敲诈勒索犯罪之间的边界,涉及到刑事审判中被告人是否罪当其罚,要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首先应把属于合法行使权利的范围予以澄清。  

本案被告人在法律层面,至少应当享有两方面的权利,第一是财产性权利,即在拆迁过程中,以被拆迁人的身份要求补偿、安置的权利和因为强拆导致物品损坏、丢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第二是提出程序性救济的权利,包括自力救济和自力救济以外通过国家公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解决诉求的权利,如信访、检举、控告、诉讼的权利。

针对行使财产权的情形,我国学者指出,“采用威胁手段行使财产权时,由于对方有向行为人(权利人)交付财产的义务,他并无实质上的财产损失,特别是在行为人采用胁迫手段从非法占有者(如盗窃犯)手中索回自己的财物时,更不可能发生侵害非法占有者之财产权的问题,因而不具备财产罪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成立作为财产罪之一的敲诈勒索罪。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而不是绑架勒索)的规定处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9],实务中更不乏这样的判例,举重以明轻,本案两被告人在强拆过程中发生财产损失在先,也明确的主张过权利,见检方证据2018年4月3日“电话报警记录”和信访过程中的“来访人员登记表”,再加之两被告人在强拆之前,即2017年8月3日《九水街道办事处关于段%%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作出之前,段%%已经提出了解决安置房的信访诉求,因此,郑庄社区居委会附“息访”条件的给付“安置房购房款300万元和150万元欠条”,两被告人收款后表示不再上访,符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和解特征。

虽然被告人在处理方式上有急躁和情绪不理智的地方,但本案中一概否定被告人有主张财产权的在先权利,割裂要求财产权的正当性和给付“安置房购房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不公正的。而且两被告人除主张上访诉求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暴力威逼等不正当手段。

其次,我们从被告人行使救济权利的角度看,两被告人在2018年3月30日被强拆后再次提出了安置居住的信访诉求,九水街道办事处的领导“韩书记”在报案人吕林及郑庄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主动找到薛**的暂住地做化解工作,见法院调取的录音证据:20180521_160148  时长:00:56:25  华为手机-标注为薛**-普通录音,这是有证据显示的2018年5月21日下午16时吕林陪同韩书记找到薛**的暂住地做信访化解工作。此时,吕林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不仅是段%%要求安置和赔偿的义务主体——郑佛路17号1号楼303公寓产权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而且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10]的规定,郑庄社区居委会还承载着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代表居民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的社会职能,因此,吕林作为郑庄社区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在事件中还具有协助政府工作的职务属性。

依据依法行政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证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实施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而公民也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具有信赖利益,只要是政府主动给予信访人财物,信访人即有理由相信其获得该财物具有合法性根据,否则,政府给予财物的行为就有“钓鱼执法”、“诱人入罪”之嫌。

本案被告人是在九水街道办事处领导的多次协调之下,最终与“受害单位”—郑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达成“给付—息访”的意见,虽然这一“给付—息访”的表现形式是最后的书面“3点要求”而不是一份协议,但是报案人吕林的主动给付行为以及被告人对给付的认可,已经形成民事主体双方在事实上的合意。

而且从两被告人的主观认知看,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息访—给付”的审批过程,而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吕林的极力劝诱,见检方证据卷P97薛@135 1542 2692-20180531155353 对话录音。(仅以检方提供的录音文字为例)

薛:我寻思寻思我写那个东西我得要回来,我不能给嫩,因为给嫩以后,我害怕嫩打过钱来,嫩又告我,说我胁迫嫩写的这个东西,我害怕这个

吕:这不就是嫩实实在在的要求

……

吕:我跟你说,你该担心的担心,不该担心的不要担心,一直我就跟你说要合理诉求是不是,昂。

在这个手机录音对话当中,我们看到薛**表示撤回写的3点要求,也就是不同意给付450万元安置房购房款,而且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危害加害的语言和行为,吕林不仅没有按薛**的意思劝解另行协商,也没有流露出害怕、担心和不情愿,反而是积极地劝诱,吕林的行为让二被告人确信给付行为是经过上级同意的,而且在庭审时,证人吕林称该3点要求确实交给了上级,上级没有表示不同意也没有表示同意,但这一过程吕林并没有告知薛**和段%%。

对政府的信赖使两被告人在接受钱款后,段%%立即主动回到郑庄社区,继续接受社区的看管和人身限制,不转移财产、不外逃,见辩方证据中关于段%%和暂住地被看管的视频和录音,这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具有犯罪的故意,在犯罪既遂后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区别。

信访人出于维权索赔的目的提起信访,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劝服信访人息诉罢访、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主动提出或者基于信访人的请求,或者履行其与信访人签订的息诉罢访协议,向信访人给付一定财物的,均不能肯定信访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缺乏以敲诈勒索罪规制信访行为所需要的主观要素,自然也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三、被告人主张权益合法的来源

本案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犯罪,还在于被告人主张权益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其权益来源包括财产权和受安置权。

(一)财产权:本案不存在段%%出售李沧区郑庄128号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段%%是法定的被拆迁人,有权获取拆迁利益。

首先,1998年段%%、段晓东作为出卖人,与吕可柏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根据检方材料记载,《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1998年3月4日,当时段%%的父亲段京升已经于1997年12月4日死亡,段京升生前与妻子管秀英离婚,段京升去世后没有留下遗嘱,按照《继承法》(1985.10.1实施)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因此,如果1997年12月4日后,段京升的父母仍然在世,段京升的法定继承人就应该为:段京升的子女和段京升的父母。而事实上,段京升的老母亲隋佳美(又名隋德美)在段京升去世后确实还健在,直到1999年5月14日病故。

1998年3月4日签订的这份《房屋买卖协议》,因为处分了段京升母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而应当享有的财产份额而无效,即使有效,也只能代表权利人有权处分的部分有效。

同时,根据《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实施)第一百零六条[11]之规定,善意取得并不适用应当登记,而未经登记不动产。

为便于法官理解农村房屋买卖行政过户登记的法定表现形式,辩方提供2000年##市黄岛区农村房屋买卖协议经过当地政府行政变更登记确认后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一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00年时,##市农村房屋买卖合法的变更过程应当是怎么样的。

段%%、段晓东出售郑庄128号房产的时间是1998年,段%%通过继承公证取得128号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时间是2003年,但直到2007年拆迁前,128号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人都是段%%,没有再发生过变更,因此,吕可柏在法律规定房屋买卖需要进行行政变更登记,而且在能够进行变更登记时,并没有向行政机关作变更登记,也不可能通过《物权法》善意取得的方式获取无权处分人处分的128号房产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又根据《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实施)及《民事诉讼法》裁判规则之相关规定,法官对于合同的效力是依职权审查的,并不以当事人是否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为前提。

合同无效,自始无效、确定无效,因此,吕可柏与段%%、段晓东于1998年签订的128号房产买卖协议,并不因为段%%、段晓东或是案外人没有提起确认无效或是撤销的民事诉讼,而转变为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

其次,2003年7月继承《公证书》因内容违法而无效。

我们看到,段%%的继承《公证书》落款时间是2003年7月,当时,段京升的父、母确实均已经死亡,这份《公证书》的陈述内容是没有错误,但是,公证员并没有核实段京升父、母的死亡时间,这是极不正常的。

根据《继承法》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即继承从段京升的死亡时间1997年12月4日就开始了,而不是从公证的时间2003年7月开始。公证员作为法律工作者,应当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应当依据死亡证明如实记录段京升的父母死亡时间,如果段京升的母亲在段京升死后仍然生存,在公证出证前去世,还应当由段京升母亲的法定继承人在公证员面前表示放弃,段%%才能全部继承李沧区郑庄128号的房产,才能符合通过法定继承办理过户的条件,因此这份《公证书》的内容是不合法的。

考虑到2003年段%%是应吕可柏的要求去公证处办理公证,吕可柏作为在郑庄村生活多年的老村民,不可能不知道段京升的母亲隋佳美(又名隋德美)死于段京升之后,但是由于他急于让段%%办理公证手续,显然有授意公证员故意不核实段京升父母死亡时间的嫌疑,依据当时有效的《公证暂行条例》(1982年4月13日实施,效力至2005年8月28日《公证法》发布日止)的出证要求,此种违法操作不太可能是公证员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当然,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段京升的母亲的法定继承人是否放弃对128号房产的权利要求,目前不得而知,而且有可能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一旦知情,是否启动维权行动,由于20年最长诉讼时效目前还在有效期之内,我们尚不能预测后果。

由于本案我们关注的是段%%作为郑庄128号房屋产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在拆迁中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而且政府行政机关已经将128号房屋产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段%%,在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被撤销前,所以我们姑且把2003年7月《公证书》的效力问题放到一边,不讨论这份公证书的合法性,承认128号房产的所有权从段京升转移至段%%,继续阐述下列观点。

再次,2003年9月12日的授权委托《公证书》在2007年的拆迁中不能证明吕可柏的代理权限。

本案关键问题之一是2003年9月12日的授权委托《公证书》的适用范围能否涵盖吕可柏代理段%%接受政府拆迁。辩护人认为不能。

理由1,公证“委托目的”决定吕可柏本人无权以该《公证书》作为权利来源与段%%就128号房产进行房屋买卖交易。

2003年9月12日《公证书》是一份委托公证,委托目的记载为“将该房(128号房产)出售”,但是向谁出售并没有说明,买受人主体是不特定的。

那么受托人吕可柏是不是有权利代表段%%与自己签订128号房屋买卖合同用于过户呢?答案是不能!

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现行《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实施)第一百六十八条[12]规定:除非有例外情况禁止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但是在《民法总则》生效之前,《民法通则》(现行仍有效)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民法通则》(1986实施,2009年修正)第六十三条[13]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即2017年10月1日之前,根据《合同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当时的法律环境下,禁止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且在裁判实务上,这类代理行为通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14]

所以,2003年9月12日,吕可柏要求段%%做授权公证时,显然吕可柏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与段%%进行买卖交易,因为这种代理他人与自己交易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当时是不可能符合行政机关变更过户登记要求的,吕可柏应该是为了与案外人(有可能是吕可柏的儿子)进行房屋买卖交易,办理过户登记使用。

因此,这份公证书绝对不能适用于吕可柏本人与段%%之间就128号房产的任何买卖交易。

理由2,公证授权范围不包括代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2003年9月12日《公证书》公证的是授权行为,即吕可柏有权代理段%%与他人“代签合同”,结合委托书前置定语—“现委托人决定将该房出售”和2003年的时间,这个“代签合同”显然指的是代签“房屋买卖合同”,而不可能是代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如果段%%、吕可柏2003年就知道郑庄128号要拆迁,直接作“代理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公证书》就可以了。

根据检方证据材料显示,郑庄社区居委会超越2003年9月12日段%%给吕可柏的公证授权范围,由吕可柏代表段%%签署了2007年5月2日《郑庄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07)郑拆协字第664号】,而隐瞒《安置补偿协议书》内容至今,共同串通损害段%%的拆迁利益,不论依据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15],还是依据现行有效的《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16]之有关无权代理的规定,该《安置补偿协议书》既未向段%%出示,也未经段%%追认,且段%%多来年一直在为安置问题信访,因此该《安置补偿协议书》也是无效的。

理由3,《公证书》不具有证明1998年段%%、段晓东与吕可柏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效力的功能。

公证授权的意义,是公证授权日后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可能是对公证日之前行为的追认。就行政机关办理房产及宅基地变更登记的要求来讲,吕可柏如果持1998年的《房屋买卖协议》,配合2003年9月12日的《公证书》和段%%的崂集建(91)字第59219号、青房地权市字第96955号权属证书,也是不可能对128号房产进行买卖过户变更登记的,原因不仅在于前面已经提到的合同主体不对应问题,还在于这个1998年的《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2003年授权日之前,公证授权的内容不包括对公证日之前买卖合同的追认。

理由4,本案从未出现过段%%与吕可柏之间就128号房屋的买卖合同

吕可柏于2003年9月12日取得代理权之后,无证据证明吕可柏代理段%%与他人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证据显示代理段%%与他人办理房产交易登记,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房地产交易的买卖合同,用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显然必须要具备书面形式的要件,但是直到2007年拆迁,房屋灭失,权利人仍然登记在段%%名下,从法院调取的《郑庄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07)郑拆协字第664号】记载的“土地使用人或房屋所有人:段%%,崂集建(91)字第59219号、青房地权市字第96955号”,也可以看出,2007年拆迁时,段%%是物权人,并非是吕可柏或其他第三人。

通过辩方提交的2000年##市黄岛区农村房屋买卖经行政变更登记后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我们看到当年的##市房地产登记机关并不是不能做农村房屋买卖过户变更登记,但是吕可柏从2003年到2007年之间,长达近4年都没有代理段%%办理变更过户登记,显然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吕可柏和他的儿子在郑庄村都登记有宅基地,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有关农村一户一宅的规定,吕可柏和他的儿子都不符合变更登记接受物权的条件,因此无法办理行政变更登记,这一点法院可以进一步调查核实。

综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见到过检方提供的段%%与案外人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可以说,段%%作为物权人,向他人出售128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合同没有成立,更谈不到有效、无效的问题。

因此在2007年郑庄村的拆迁中,段%%作为法定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人,取得被拆迁人的身份,这是毋庸置疑的。郑庄社区以1998年的《房屋买卖协议》和2003年的授权《公证书》,将已经在本村有多处宅基地和房屋的吕可柏作为128号拆迁安置的权利人,将全部拆迁利益直接交付给吕可柏,并对段%%隐瞒《补偿安置协议书》至今,辩护人认为不是拆迁方不懂法,不是没有发现问题,而是暗含着腐败、受贿等多种违法因素的故意行为!

在2019年5月13日庭审中,公诉人询问出庭证人吕林拆迁时有纠纷应当怎么解决,并为其总结道:拆迁争议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并表示段%%对2007年拆迁没有异议。但是,检方无法否认段%%在拆迁时并不清楚吕可柏是否将128号房产出售给他人,无法否认段%%数年来持续向政府反映房屋安置的问题,也无法否认二被告人直到被羁押才有机会在法院看到这份《郑庄社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民事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20年,郑庄社区一直隐瞒拆迁的真相,段%%提起民事诉讼尚处于诉讼时效之内,并没有失权,段%%在未取得证据、不清楚权利的情况下,当然有权基于无房的事实向郑庄社区的上级行政机关提出信访诉求。

而且,我们也看到郑庄社区隐瞒拆迁真相这一结果也确实对段%%的实际生活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既没有房屋可居,也不能申请经济适用房,通过享受政府福利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居住房屋。##市作为一个北方著名的旅游城市,相对于市民收入,房价畸高是不少调查机构和媒体文章结论的共识,段%%对居住权的刚性需求,因受购买力的绝对限制,成为需要政府采取保障性救济措施的民生问题,更何况段%%被捕前,还丢失了大量财物,更加重了这一事件的悲剧性色彩。

(二)受安置权:段%%是退伍军人,也是郑庄社区提供公共租赁住房的合法承租者,依法、依规都有权要求安置。

段%%是1992年退伍的军人,有关这一身份,有多份证据和证人证言可以证实。

1987年12月12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第八条[17]规定:

退伍义务兵原是农业户口的,由当地退伍军人安置机构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对确无住房或者严重缺房而自建和靠集体帮助又确有困难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排一定数量的建筑材料和经费帮助解决;
  上述规定直到2011年11月1日《退役士兵安置条例》颁布实施才失效,当然,就法规层面的更迭来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对农村户籍的士兵退役后的安置更以人为本,更有利、更完善。而且,民政部在1998年5月27日也发布实施了民[1988]安字19号《民政部关于印发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的通知》,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第八条进一步细化,规定:“

八、《条例》八条第一款所称“国家规定”,是指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4号文件精神,对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的回农村的退伍军人,要通过“自力更生、集体帮助、辅之以国家必要的补助”的办法加以解决。国家财政已于1981年在国家收支预算科目中列上了“退伍军人安置费”。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要求,每年适当安排一定数量的经费,及时解决退伍军人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的困难,以保证退伍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份文件的效力持续到2015年09月01日。

2018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也就是段%%去北京信访的国家机关,可以说,在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层面,郑庄社区对无房户的退伍军人段%%,确负有解决住房的安置义务。

此外,这一安置义务也来源于段%%自2008年开始租住在郑庄社区公寓楼,庭审中证人吕林认可这一公寓楼是用来安置2007年拆迁过渡期的社区居民,后来安置房(期房)逐步交房,居民陆续搬走,只剩下段%%和两三户无房户,可见,郑庄社区公寓楼租赁具有公房租赁的性质,是郑庄社区对不特定的拆迁居民提供的具有保障性的住房,2018年3月30日拆除时,郑庄社区负有妥善解决无房户段%%的安置问题,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而且是法律上的规定。

2017年7月28日颁布实施的《##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7修正)》第二十五条[18]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三)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与被征收人对补偿方式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被征收人实行房屋补偿。补偿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征收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和理解不同,在本案中,郑庄社区、段%%以及其他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均没有认识到法律关系的复杂性,退伍军人段%%因为没有房子又不能买经济适用房而苦恼,多年奔波信访;郑庄社区认为自己是按拆迁政策办事,段%%没有房子是自己造成的;郑庄社区拆除自己所有的公寓楼,又不是段%%所有的房子,没有安置义务;对段%%的信访诉求,提供房源是帮助性的、救助性的,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也没有责任,甚至公诉人在2019年5月13日庭审询问吕林时对这一观点也给予肯定。

因此,我们看到,郑庄社区出售给段%%母亲管秀英的房产,也被检方拿到本案作为证据,虽然管秀英支付了购房款,但仍然被认为占用了集体的资源和福利,是郑庄社区基于无房户而给予的帮助、救助并主张辐射帮助了段%%、段晓东以及他们的孩子等几代人,最终,观念上的冲突,导致对段%%的信访问题,郑庄社区和政府多年不去解决、不想解决,不愿解决。

四、除应当补偿安置外,受害单位与被告人之间,还存在事先的自愿给付关系。

敲诈勒索罪属于目的犯,行为人构成该罪主观上需要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即“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意思)”。[19]在信访人涉嫌敲诈勒索罪的案件中,信访人通常具备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非法占有的目的”认定的关键在于“非法”的判断,正当的信访维权获得财物,显然欠缺“非法占有的目的”。

不论郑庄社区的领导们对给段%%安置住房是否有法律上的认识,也不论对给付“450万元安置房购房款”的性质如何理解,郑庄社区与本案被告人段%%、薛**之间在此前基于成员、财产、救助等法律关系,已经存在着在先的自愿给付财产关系,根据证据显示,两被告人向受害单位主张权利并非无中生有,具有民事纠纷的可诉性,那么民事裁判结果则必然包含着“有、无;多、少”的多种可能性,而考量敲诈勒索刑事犯罪,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应当存在事先的自愿财产给付关系,而且,被告人对接受的给付财物,只能是确定的“非法+无权占有”。

非法”意指行为人获得公私财物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如果行为人取得财物具有合法性根据,即便其所使用的手段不符合相关规定,也应否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只要是在行使权利,无疑目的就是正当的,本质上属于救济权利的行为,而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0]

本案被告人段%%、薛**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被安置和补偿,客观上也存在自有房屋和租赁房屋先后两次被拆迁的事实,对此提出安置的信访诉求无可厚非,即使是行为上有些过激,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二人继往的信访行为因违法过激而受到过制裁。

郑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吕林等人,不管是迫于上级压力还是真心为了化解矛盾,解决民生问题,与薛**主动进行谈判、协商,从社区会议决定形成提供房源开始,就已经形成“给付—息访”关系,而从房源转换为购房款,财产性质并没有区别,即使最终经司法程序确认,被告人因时效或债权或其他原因,在法律上失去主张安置、赔偿的权利,对社区主动给付并已经接受的“安置房购房款”,也只是“无权占有”,而不可能是“非法占有”。

在民法上,两被告人与受害单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2007年和2018年两次拆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两被告人在领取安置房购房款300万元之前,未得到或领取过任何的补偿、赔偿,向社区主张权利的对象、法律关系均在法律限度之内。

检方认为两被告人是以上访相威胁敲诈勒索,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义务不仅要证明两被告人没有提出信访的事实基础——受害单位直接向同村人吕可柏交付的安置、补偿,曾经明确地告知过被告人,并得到被告人的书面同意放弃权利,或者针对同一事实,受害单位已经向被告人提供过安置房或补偿款,两被告人无权再重复主张;还要证明两被告人不能信访的法律基础——该案件因涉法、涉诉在司法机关已经得到解决或者信访权利救济程序已经终结。

只有受害单位在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均显示有权不再向两被告人重复提供安置或补偿,两被告人仍然“强行索要”,才符合“敲诈勒索”的犯罪特征,否则,仍然落入民事纠纷的范畴。

本案证据中,没有一份判决书、裁定书、信访终结决定书等终局性的法律文书,能够证明两被告人在法律上失权,社区应当向谁安置、如何安置、安置内容还停留在民事纠纷阶段,刑事审判自有其功能和价值,不应当替代民事法官来裁断受害单位与被告人之间悬而未决的权利义务关系。

同时,在组织法上,受害单位与两被告人又存在着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成员之间的隶属关系。社区经会议决定同意提供房源,又因“无房源”转换成给付“安置房购房款”,受害单位不是吕林一个人的组织,不是一言堂,经过社区会议同意解决房源,体现的是集体的意志,因此吕林在2019年5月13日庭审时所称的“要房子就不报警,要钱就报警,一分也不行”是不能成立的,与两被告人“非法占有”之间更是无法形成必然联系。

检方《证据卷》中P111-113 [21]显示:2014年9月3日,经包括吕林在内的5人参加的社区会议决定,郑庄社区向辖区居民支付不同名目、金额不等的补助,而据被告人薛**讲,社区每年发到银行卡里的各种福利钱款,人均达万元,我们暂且不考虑各种名目的资金从何而来,仅从获取这些补助或福利所共有的特点——“领导班子决定、除社区居民身份以外,不需要提供其他对价”的条件来说,社区经相应的决策程序,是可以向村民提供无偿帮助的。

在P112《会议记录》的第五条记载:“无房户管秀英(居民),经研究按照每平方4500元标准解决一处住房。”可见,社区还可以因为“无房”而决定给予居民有条件的“帮助”,解决方法是以每平方米4500元标准出售,显然,2014年4500元的单价较周边商品房具有明显的优势,社区经会议决定,可以对居民购买力进行有条件的帮助。

在检方证据卷P47,2018年6月25日对吕林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吕林陈述:“在期间,郑庄社区同意提供一处住房(每平方米4500元),薛**以“日照不达标,不能办理房产证”为由拒绝。”而且吕林在2019年5月13日庭审时也当庭作证,明确表示社区经会议决定,同意给无房户段%%提供住房,只要段%%、薛**接受住房,就不会报案。可见,郑庄社区在报案前,是完全同意对两被告人在房屋购买力上进行帮助的。

敲诈勒索在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上,行为人主观上不仅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体现为强行索取他人财物不支付对价的方式,通过上述证据可见,本案村(居)组织向成员进行金钱或物质帮助、补助或救助时,是自愿的,而且不要求支付对价或等量相当的对价,类似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在检方《证据卷》P85看到:2017年10月12日,经公司、社区联席会议确认,两被告人是本辖区的无房户,给予租房补助。补助标准每年给2.3万,共计3年。

基于以上原因,2018年6月1日,吕林作为郑庄社区负责人和企业实体的法定代表人,决定给予“无房户”两被告人“安置房购房款”,无论是出于补偿、赔偿还是帮助、救助,也无论是真心给付还是虚假给付,对不明真相的两被告人来说,接受“安置房购房款”并不具有违法的属性。

2018年6月15日受害单位负责人吕林报案,我们根本无从考察郑庄社区作为民法上的特别法人单位,经会议研究决定后由“提供住房”变成“给付安置房购房款”的心理活动变化,而且,薛**在2018年6月1日郑庄社区实际付款前一天,已经明确表示了撤回这个方案。见检方证据卷P97薛@135 1542 2692-20180531155353 对话录音,而吕林的态度并不是再行协商,而是积极的促成给付。

因此,两被告人在先并不存在“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社区表决会议的行为,也无责任去证明社区给付安置房购房款的数额必须与他们原来所有的财产权益等量相当。更何况,两被告人还主张强拆腾退过程中丢失了11万现金、字画等财物,总价值达150万。

当然,这里必须要强调,帮助性、救助性的给付,仍然与段%%作为物权人,基于法律规定,在拆迁中以被拆迁人身份取得的以物易物或以物补偿而获得的补偿、赔偿权利不同,也与承租公寓楼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与承租人达不成协议,拆迁方基于法律和社会职能所要求,必须要给予承租人妥善进行房屋安置的义务相区别。

从郑庄社区的角度看,本案“安置房购房款”是上述帮助、救助、法律、职能要求上的混合性给付,现已无法区分原有财物被拆除、丢失获得赔偿钱款的“所有权能”中的合法“占有”[22]部分与不应当安置补偿钱款的“非所有权”下的“无权占有”部分的比例,即使是受害单位主张方案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也无法认为主动给付两被告人的钱款,是被告人“非法”占有,因此,本案已经给付的“300万安置房购房款”不能全部定性为刑事犯罪金额,而且不能进行拆解,社区如果认为给付数额“显失公平”,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综上,我们认为,刑法谦抑,不应伴有人为的猜测与主观臆断。本案,两次拆迁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受害单位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事先自愿给付的关系,检方从未提供过郑庄社区对房屋拆迁不应当给付安置房或安置房购房款的司法裁判依据,本案不应作为刑事案件审理。

五、受害单位同意给予解决安置房,是正常情况下形成的决策,因无适合房源,变更为给付“安置房购房款”,自愿给付财物的意思表示没有发生变化。

从在案的证据来看,法院调取的标注为“段%%”的小米手机中,录音列表里有一份“4月30日上午9点43分,时长:45:54  18/4/30”的文件,对话内容显示有多人参与,其中社区提到:“就是解决房子的事,这个事不是行或不行,确实没房子,给一定的帮助”。说明在2018年4月30日受害单位确实组织包括两被告人在内的多人召开会议,商议安置方案的问题。

根据检方证据:18863596900-20180530113707号录音,文件名显示时间(如果文件名没有被改动过),即2018年5月30日11:37分开始,录音时间共计10分钟,其中吕林在录音中首次提到“找房源…咱这里没房子,现房落实不了...把钱给你”,而在该日期前的所有录音文件中,双方均未提到过钱,而是安置房源。

我们再看法院调取的标注为“薛**”手机内的录音,其中文件名为20180531-104644的录音文件,显示时间是2018年5月31日上午10:46:44开始,据辩护人分辨,对话人物包括九水街道办事处的韩书记、吕林、薛**,下面摘要主要内容:

韩:为了化解你这个事,冒着风险,不能张扬,最大可能创造条件也要把这件事解决。

吕林:村里确实没房子,没可行性。

……

韩:(3′20)如果查出来,免你的职

……

韩:现在只能研究没房子怎么解决,组织有这么大在的诚意帮助这个家庭解决问题,主要一个月的,就是让你这个家有个生活的地方。

……

韩:我来家好几次了,第3次吧?

……

吕林:(11′15)为了安全,社区可以答应。

韩:可以?

吕林:可以。

韩:你们商量吧?你们房子都没有上哪找……,

15分25秒,韩书记走后。

吕:没房子就说没房子的方法,刚才韩书记说了,你说几号楼我马上落实,也上办公室,给解决房子,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薛:变通怎么着变法?

吕:你提。

薛:你昨天也说了,用钱。

吕:用钱你得合理,物业补助可以答应你,应该的福利待遇不会少。

薛:少了500万不行。

吕林:给我准备个卡号,我回去商量商量,这么大数,我做不了主。

通过上述录音对话的时间顺序和内容可见,2018年3月30日被告人居住的房屋被强拆,4月30日两被告人到受害单位开会,受害单位表示可以给予帮助,5月30日受害单位吕林表示“现房落实不了...把钱给你”,这一过程显示出郑庄社区以及政府领导在处理信访事项时,并没有拒绝为二被告人提供救助去改变无房可居的现状。社区给付“安置房购房款”后反悔报案,真实意图只能是吕林对“给付数额”的反悔,而不是对给付安置房或安置房购房款这一行为反悔。

辩方以在案各方手机录音、材料等证据所能还原的事件原貌,整理事件时间发展经过如下:

2017年10月12日,经公司、社区联席会议确认,两被告人是本辖区的无房户,决定给予租房补助7万,二被告人拒绝,找街道办事处信访投诉,无果,所租住房屋于2018年3月30日被强拆,4月3日两被告人去清点腾退物品,发现贵重财物丢失,报警,段%%病情发作,急救住院到4月8日,出院即去九水街道信访办反映情况,4月9日到李沧区信访办,4月10日到九水路派出所报案财物丢失,4月27日在李沧区政府信访办组织下参加协调会议,4月30日到受害单位参加会议,5月2日,被告人薛**给证人薛清启发微信,告知社区答应给解决房子。

由于社区没有落实,段%%于2018年5月18、19日到北京、济南信访,回郑庄后被软禁,21日再次逃离。

自5月21日始到2018年5月31日止,九水路街道办事处的韩书记在吕林等人的陪同下,先后不少于3次到薛**的暂住地现场办公,直到2018年5月30日11:37分后,录音中首次出现吕林提到“找房源…咱这里没房子,现房落实不了...把钱给你”,后紧跟着5月31日中午双方商谈内容转为钱款数额,6月1日付款完成。6月3日段%%回到郑庄社区,6月6日双方再次对话,6月15日吕林到九水路派出所报案。

通过事件发展时间过程分析,我们看到受害单位在被告人没有通过“敏感日上访”、“越级上访”“胁迫”等手段,即2018年5月2日前,已经承诺解决安置的问题。被告人段%%到北京、济南等地上访、被告人薛**与吕林商谈等行为是发生在社区承诺给找安置房源之后,目的是为了加快承诺的兑现,而不是非法占有。

综上,检方以敲诈勒索犯罪起诉,指控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占有“安置房购房款”,与受害单位此前的表意行为并不一致,受害单位负责人吕林在2018年6月25日询问笔录中表示:“在期间,郑庄社区同意提供一处住房(每平方米4500元)”以及2019年5月13日庭审时表示“要房子不报案”均可以看出,受害单位从不否认两被告人有获得帮助、救助和获得实物的权利,这显然与检方证明段%%、薛**二人涉嫌故意犯罪的论点已经不匹配。

此外,检方提供的对话录音文字中,2018年5月30日商谈后期,还显示吕林在言语上有“把人逼死”、“让段%%把他同学我逼死”、“逼着叫我赶紧答应了”等词语,请检方注意,这是吕林在事先准备好录音设备的前提下有目的的录音,应与行为人正常情况下的交流相区别。此外,现实生活中双方讨价还价,一方说“亏死了,亏死了”,最后还是成交,没有人会认为是犯罪、是强迫交易,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不再接受其他更加劣势条件的一种谈判技巧。

从吕林的表现行为上来看,薛**几次表示不谈了,并有录音显示,2018年6月1日在实际付款前,薛**经其大哥薛清启提示,担心交给吕林的“书面3点要求”有问题,要求退回,表示不要钱了,而吕林的言语安抚和积极付款行为,使薛**有理由相信,该方案不是吕林一个人的决定,而是经上级批准的,从而安心接受付款,并于收到钱款后当晚留吕林在家喝酒至第二日凌晨,段%%主动回到社区接受看管,与吕林报案及其笔录中声称的受到威胁、两被告人要求必须给钱是不吻合的。

接受钱款300万元后,段%%于2018年6月3日回到郑庄暂住地,被若干社会闲散人员看管软禁,青岛上合峰会的召开时间为2018年6月9日-10日,段%%于2018年6月6日向吕林再次提出兑现150万欠条的要求,而且此前他有信访的倾向,有成功脱逃看管的经历,如果吕林等人真是为了保上合峰会的安全,就应当立即报案实施抓捕,但直到6月15日,在律师陪同下,做好陷害的证据光盘,才去九水路派出所报案,而且当即报案,公安当即立案、当即实施抓捕,前后仅几个小时,不能不说这是一起有背后力量操控的案件,而且真正目的与保上合峰会并无多少关联。

综上,郑庄社区承诺给予两被告人房屋安置是在正常情况下的决策,吕林代表社区变更方案,由安置房改为给付“安置房购房款”,主观上是受到“全省保峰会”工作压力的影响,数额上认为“220万”更适合,但并不影响两被告人接受郑庄社区作为特殊法人给付财物的合法性质。

六、被告人主观上无犯罪的故意,在特定的时间频繁以信访方式维权,与暴力强拆事实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确实无房可住的生存状况有关。

上合峰会作为国际性会议于2018年6月在青岛召开的时间在当年年初就已经不再是秘密。2018年3月30日两被告人所租住的房屋遭遇强拆,显然非其所愿,也不受其控制,社区在实施强拆之前,没有对两被告人先行进行房屋安置,这是客观事实,两被告人也没有领取过租房补助,且据检方退回补充侦查的证据材料《九水街道办事处关于段%%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显示,2017年8月3日以前,两被告人就已经多次向政府提出过因客观原因无法购经济适用房而要求社区安置的信访诉求,因此,作为社区或政府,明知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也明知两被告人无房可居,不事先做好安置部署,不顾民生强力推进拆除工作,应当预料到被拆迁人在情感上会有强力的反抗和伴随的各种社会问题发生,这是人性使然,我们不可能苛责一个男人,在家园被毁、老婆孩子露宿街头时还能无动于衷,更不能强求两被告人必须要挨过各个敏感日,等上合峰会结束后等再心平气和地去商谈解决方案,而且,上合峰会过后仍然会有其他重大的敏感日,难道就一直不解决被告人的困境了吗?

此外,据检方《证据卷》P85记载,2017年10月12日,社区决定本辖区的无房户给予租房补助,标准每年给2.3万,共计3年。被告人段%%、薛**继续信访,显然是不同意该方案,但直至2018年3月30日强拆,也没有落实其他安置方案和辅助应对措施,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社区和政府对无房户的民生问题无动于衷,显然对事件激化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七、被告人段%%、薛**不存在威胁、胁迫等恶害行为

起诉书中表明“段%%、薛**以向各级政府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到峰会会场上访为要挟…郑庄社区是受其要挟才支付了款项”,这完全是吕林报案后的一面之词。

据在案证据反映,段%%为解决住房问题信访,早在2018年5月初,通过正常的信访程序,就已经与郑庄社区形成合意,由郑庄社区给予解决安置房。如果社区及时给予解决或信访部门及时出具答复意见,2018年5月中旬,被告人段%%就不会气恼社区不兑现,而去北京、济南上访,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不是因为被告人段%%去了北京、济南上访,才有的社区给予解决安置房的意见,而是由于社区同意给予解决安置房不兑现,段%%才去了北京、济南上访。

在检方提供的录音对话中,“青岛峰会期间到峰会会场上访”是吕林自己在说,而且他自己也不相信,并对被告人薛**说:“想去就能去的?”,检方称以此为要挟索要人民币450万元作为安置补偿,但实际上给付安置房和给付安置房购房款,在财产属性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物权和货币的财产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此外,本案2018年5月前,被告人向基层政府——九水路街道办事处提出信访诉求,郑庄社区意见如果是完全拒绝,可以直接反馈给政府,由政府信访部门出具信访意见,指导当事人按程序进一步提出复议、复核请求。

我们也看到检方的补充证据中确有一份2017年8月3日九水街道办事处就被告人信访要求社区解决住房或社区批建土地自建房屋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但是当时还没有发生租赁公寓楼被拆除的事实,被告人尚有房可居。2017年10月12日郑庄社区形成会议决议,确定“给付标准为每年2.3万,共计3年”,2018年3月30日发生强拆事件,被告人是基于承租房屋被拆迁的事实再次提出新的信访诉求,因此,不能以2017年8月3日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作为对本次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

2018年5月初,在九水街道办事处处理信访事项的过程中,郑庄社区有完全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其处分意志和权利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或剥夺,已经做出了同意解决安置房的意见,当然郑庄社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有其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另当别论,但是直到2018年5月中下旬,九水街道办事处既没有做出新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郑庄社区承诺后也没有任何行动,在事件的处理方法上导致被告人段%%情绪激动,去北京、济南上访反映情况。

2018年5月21日段%%再次外逃后,郑庄社区负责人吕林才基于自身职务压力,主动找薛**商谈,并将安置房转换为给付安置房购房款,以满足“被敲诈”的需要,达到“关人禁访”的目的,两被告人才是真正的权力受害者。

此外,本案还应正确区分“冲击上合峰会现场”与“依法递交申诉材料”的区别。

   本案检方证据卷中的录音文字整理不完整、存在大量杜撰言辞。辩护人在现场听取的光盘录音对话中,薛**并未出现胁迫郑庄社区不给钱就冲击上合峰会、大闹上合峰会等言语,而是主张要去信访。如果上合峰会设置有受理信访的职能,即使被告人在上合峰会期间去信访,去递交材料,也不构成对任何人或单位的威胁,更何况上合峰会只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接受信访的职能,这一点被告人薛**作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家庭妇女,既没有参与信访的经验,也没有如何信访的常识,可能并不太清楚,但是吕林作为党员干部、社区的负责人,具有工作经验和生活常识,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吕林在对话录音中明显表露出上合峰会安保措施严格,段%%去上合峰会是不现实不可信的,对话过程充分显示薛**的言语在吕林的认知和心理上并不会产生威胁。

八、报案人吕林有故意陷害的嫌疑

本案中段%%、薛**作为无房户的困难家庭,其初衷是在本社区寻得一处庇身之所,信访自2018年4月初持续到5月底,李沧区政府信访办、九水街道办事处的多位领导均参与其中,吕林最后提出本地区无房源,可以用钱款变通作为安置方案,让两被告人去别处购房,经过1天的协商,最终确定450万作为补偿总额,薛**按照吕林的要求,写了“3点要求”交给吕林后,当天就致电吕林表示反悔想要回,并表示担心吕林会说她胁迫,而吕林称已经交给领导了,让薛**“该担心的担心,不该担心的不要再担心了”。

吕林在2019年5月13日庭审作证时强调该“3点要求”确实交给了领导,而且领导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性意见,可见,吕林在给付行为中,是在积极促成。退一步讲,依据录音中多方对话的情景和薛**的理解,郑庄社区动用资金需要经政府批示,吕林在付款前表示已经交给上级,后主动完成的付款行为,被告人薛**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笔经过政府批准的付款行为。

政府行为具有公信力,本案不能割裂李沧区政府信访办和九水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在事件中所占的决定性作用,孤立地分析郑庄社区负责人吕林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吕林作为社区的负责人,以政府同意的名义积极表现给被告人,设计给付钱款后报案,性质是十分恶劣的,应当承担诬告陷害的刑事责任。

九、薛**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自己在实施犯罪行为,薛**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在强拆后支持丈夫段%%以信访的方式解决住房困难,不存在任何过错。两被告人住所被强拆后,带着9岁的孩子流离失所,整日生活在被社会闲散人员看管之下,作为妻子,她不相信丈夫、不支持丈夫信访,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纵观全案,2018年3月30日强拆前,薛**因工作和接送孩子上学等原因,较少参与信访活动。2018年5月21日段%%逃离看管,吕林主动找上门来,薛**在客观上起到了吕林与段%%沟通的作用,但是在一个家庭里,丈夫外出,家中发生什么情况,妻子与丈夫沟通,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这样的沟通不可能是共同犯罪意义上的意思联络,反过来说,如果吕林不找上门来,薛**在家带孩子,只有被告人段%%一个人去上访,并通过电话与吕林直接联系,就构成单独犯罪了吗?

在客观上,段%%逃离后,薛**没有主动联系过受害单位告知恶害信息,进而提出勒索要求的行为,录音中显示,2018年5月21日,吕林首次带着九水街道的韩书记找到了薛**的暂住地,询问段%%下落,并笑称:“出去了,你赶紧打110”,要求段%%赶紧回来,充分说明,是吕林主动联系薛**,薛**被动成为事件中的传话筒。

段%%中专学历,而薛**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如果两人有共谋、有分工,恐怕也不会由薛**来主谈判,而且由于段%%逃离时没有带手机,薛**对段%%逃离初期人在哪里、要去哪里信访都不清楚,只是在段%%打来电话时将家里发生的事情进行告知,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为共同犯罪而进行的意思联络,法庭应当考察在事件中吕林的诱导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被告人薛**言行的影响。

十、  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中最不应该缺失的正义。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本案在程序上存在诸多违法行为,法庭应当慎重对待李沧区分局九水路派出所在侦查阶段的违法行为。

1、立人情案

该案报案人吕林于2019年6月15日15时58分报案,九水路派出所未采取任何的调查取证工作,18时02分受案登记,立即实施抓捕讯问,而在此前,政府维稳人员已经于2018年6月3日便将段%%限制了人身自由,这就是一起典型的钓鱼案。

2、提取、制作证据不规范

对于报案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提取原物、原件,而是想当然的偏听偏信,充当陷害的工具。此外,就涉案的两份公证书,至今没有向公证处调取过原件。九水街道九水东路社区保存的是复印件,在复印件上加盖九水街道九水东路的公章,并不能证明公证材料的真实性。

检方在2019年1月9日庭前会议后补充了若干份证据,其中有3份《证明》,标注时间为2019年1月7日,内容针对的是辩方在2019年1月9日庭前会议中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回应,2019年5月13日开庭,合议庭宣读了不予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随后审理过程中,检方举证质证,并解释对以前的证明材料补签了侦查人员的姓名,完善了证据形式,并没有如实告知是事后补充增加的证据,辩方直到庭审后对比证据材料,才发现这3份证据完全不同于2019年1月9日庭前会议前法院复制给辩方的证据。

3、辩护手续和意见不入卷、取保候审不回复

此处不赘述,辩护人自侦查阶段介入,卷宗呈现给法庭,缺失什么内容的材料显而易见。

4、讯问过程违法、没有同步录音录像

根据《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第四条[23]之规定,本案既遂涉案金额30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十年以上,而公安机关随意变更讯问地点,没有同步录音录像,在看守所以亲情诱使薛**认罪,具有明显的违法情节。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6月16日涉及两个不同派出所的两次不同讯问过程,既然15日发生故障,16日为什么仍然没有替代的录音录像设备?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24] 、《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的通知》【公通字〔2014〕33号】第四条[25]之规定,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因此,公安机关对讯问过程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解释,明显不符合规范性要求,而且也不具有合理性,辩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公安机关讯问过程违法。

根据《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也可以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的讯问时段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得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
    现检方出示的证据,而且恰恰是2019年1月9日庭前会议后检方补充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7日的3份《证明》,就是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来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而且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虽然薛**在讯问笔录上签名,但并不能替代检方对讯问过程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故根据举证规则,讯问笔录内容不应当被采信。

5、涉嫌故意伪造讯问过程

薛**从来没有接受过2018年6月16日16时05分到2018年6月16日16时55分就刑事拘留后的首次讯问过程。

青沧公(九水)搜查字(2018)11号《搜查证》记载向薛**宣布的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15时,退回补充侦查证据九水路派出所出具的2019年1月21日《情况说明》记载:“2018年6月16日15时,民警林永澎、毛维辉带薛**对其夫妻二人暂住处进行了搜查”;证据卷P51《搜查笔录》记载2018年6月16日15时00分到2018年6月16日15时20分侦查人员毛维辉、鞠(某)进行搜查,见证人是崔立保;P69《扣押清单》见证人是宗瑞华,我们暂且不讨论到底哪两个警察进行的搜查,哪几个人进行的见证,这些文字性记录有没有合法性问题,事实上,警察只有先带薛**返回九水路派出所,才能制作《搜查笔录》交薛**签署确认后再进行2018年6月16日16时05分开始的讯问过程。

而从九水路派出所到##市第二看守所,经高速单程行驶时间在1小时左右,薛**家属在2018年6月16日17时已经签署收到青沧公(九水)拘通字(2018)259号《拘留通知书》,告知薛**被羁押在##市第二看守所,那么九水路派出所的警察是如何完成的在2018年6月16日16时05分到2018年6月16日16时55分对薛**进行的刑事拘留后第一次讯问过程呢?

辩方申请调取的看守所《收押体检表》上记录有胸腹部X光透视、心电图,毫无疑问,这些仪器的记录单上会显示当时的时间,法院完全可以进一步验证2018年6月16日16时05分到2018年6月16日16时55分对薛**的讯问过程是否存在。

而且,检方出具的2019年4月24日《情况说明》显示,九水路派出所林永澎、张然二人证实民警在讯问薛**期间是依法讯问,因摄像系统故障,无同步录音录像。但是对薛**的讯问笔录上显示2018年6月15日21时13分开始的讯问,讯问人是万君,朱晓毅;2018年6月16日16时05分开始的讯问,讯问人是万君、王飞。而彼时,2018年6月15日21时25分林永澎、毛维辉正在讯问段%%,没有任何一次讯问记录能显示张然参与过讯问薛**的过程,他们二人如何来证实在讯问薛**的过程中民警没有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的行为?

此外,九水路派出所的警察于2018年7月16日14时30分至15时35分在##市第二看守所对薛**所做的讯问笔录,利用薛**被羁押后已经长达30天的时间没有见孩子,念子心切,故意告知这个九岁的孩子没人管,认罪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回家等信息,致使薛**违心承认自己犯罪,是明显的诱供行为。薛**早在本案侦查阶段就向检察院反映了这一问题。

综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不能只停留在新闻联播里,两被告人唯一的现年年仅十岁的儿子,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他根本不可能明白政府为什么将他自小住到大的房子扒了,还要把他的父母抓起来,这种恐怖的童年记忆对他的健康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是相当有害的。

段%%、薛**一家的生存状况,于情、于理、于法,都应属于政府帮助的对象,希望法庭早一点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此致

李沧区人民法院

薛**辩护人、

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国蓓、许益萍(实习)

2019-8-9

 

 



[1] 《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

[2] 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ousing/docs.shtml

[3]《##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5修订)[失效]

第六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包括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行政代管人和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管理人,下同)应当依照本条例,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被拆迁房屋设定他项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应当与被拆迁人依法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配合做好房屋拆迁有关工作。

[4]《##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规定》[失效]

第五条 被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人 (以下简称被拆迁人)以依法核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计户确认,征地房屋拆迁补偿按户进行。

[5]第二十五条 征收范围内的住宅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按照下列规定予以补偿:
  (一)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选择房屋补偿方式且被征收人同意解除租赁关系的,由房屋承租人向被征收人支付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购买被征收房屋应当支付的价款;房屋征收部门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原房屋承租人进行房屋补偿,补偿房屋的产权归原房屋承租人;
  (二)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且被征收人同意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将按照本条例规定计算的补偿金扣除房屋承租人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购买被征收房屋所应当支付的价款,余款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扣除款支付给被征收人;
  (三)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与被征收人对补偿方式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被征收人实行房屋补偿补偿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征收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6]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7] 《刑法(2017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

三、对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

 8.以制造社会影响、采取极端闹访行为、持续缠访闹访等威胁、要挟手段,敲诈勒索,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以敲诈勒索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9]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条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二)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的公益事业;

  (三)调解民间纠纷;

  (四)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五)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

  (六)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12] 《民法总则》(2017年)第一百六十八条: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13] 《民法通则》(1986,2009修正)第六十三条规定: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1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深中法民五再字第29号彭某某与陈某某等所有权确认纠纷再审案

[15]《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实施)

第六十六条 【无权代理及其法律后果】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16]《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实施)

第一百七十一条 【无权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17] 《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 第八条 退伍义务兵原是农业户口的,由当地退伍军人安置机构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对确无住房或者严重缺房而自建和靠集体帮助又确有困难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排一定数量的建筑材料和经费帮助解决;
  (二)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二等功、下同)以上的,应当安排工作;
  (三)对有一定专长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推荐录用;
  (四)各用人单位向农村招收工人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退伍义务兵。对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超期服役的退伍义务兵和女性退伍义务兵,应当给予适当照顾。

 

[18]第二十五条 征收范围内的住宅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按照下列规定予以补偿:
  (一)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选择房屋补偿方式且被征收人同意解除租赁关系的,由房屋承租人向被征收人支付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购买被征收房屋应当支付的价款;房屋征收部门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原房屋承租人进行房屋补偿,补偿房屋的产权归原房屋承租人;
  (二)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且被征收人同意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将按照本条例规定计算的补偿金扣除房屋承租人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购买被征收房屋所应当支付的价款,余款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扣除款支付给被征收人;
  (三)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与被征收人对补偿方式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被征收人实行房屋补偿补偿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征收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19]朱本欣、郭理蓉:《侵犯财产犯罪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20]柏浪涛、谷翔:“敲诈勒索与行使权利的界限”,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

[21] 见检方《证据卷》郑庄社区居委会提供的材料复印件P85、P111-113

[22] 注:所有权全能分为四项: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23]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实施日期】 2014.10.01

第四条   对下列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一)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二)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案件;
(四)严重毒品犯罪案件,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大的,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情节严重的,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大的犯罪案件;
(五)其他故意犯罪案件,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前款规定的“讯问”,既包括在执法办案场所进行的讯问,也包括对不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的讯问,以及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的讯问。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和“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指应当适用的法定刑或者量刑档次包含无期徒刑、死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24]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25] 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的通知》公通字〔2014〕33号 

第四条 对下列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五)其他故意犯罪案件,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前款规定的“讯问”,既包括在执法办案场所进行的讯问,也包括对不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的讯问,以及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的讯问。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和“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指应当适用的法定刑或者量刑档次包含无期徒刑、死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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